無式所文 ～

　０、

　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四日，霜降，日出五點五十七分。

　前一天，顏世鴻到台北出差，辦完事，利用空檔，到馬場町去。馬場町，大洋戰爭末期，在那建一個簡易飛機場，稱南機場。顏世鴻穿著二十六年前擺路邊攤時留下的草色風衣，那一天，細雨霏霏，有點像五０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早晨──日出六點二十一分，在安坑沒有看到太陽，故人被押到這裡時，應該也沒看太陽。雲層很厚，死後拍的檔案照片，還得打手電筒──路邊是一如堤岸的水泥壩，顏世鴻獨自佇立二十分鐘，任細雨淋濕滿頭、滿臉。忽地，聽到自己正在唸乃木希典的七絕：

　「山川草木轉荒涼，十里風腥新戰場。

　征馬不前人不語，金州城外立斜陽。」

　顏世鴻，獨自一個人來確定當年遇難之地的週邊地形。斯時，大屯山掃下的北風吹拂陣陣細雨，竟不覺湧起絲絲涼意。

　走過悲涼者，敢「問人間情是何物」？半世紀以來，對祖國大地、人民的執著「直教生死相許」。友朋交往，更是「中原初逐鹿，投筆事戎軒……季布無二諾，侯嬴重一言。人生感意氣，功名誰復論。」元好問〈摸魚兒〉和魏微〈述懷〉，這兩首詩詞，不但激盪年少的情愫，甚且是幽暗十三年的宿命。

　隱居台南府城市廛的老醫生，顏世鴻，台大醫學院四年級時加入共產黨，因「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學委會李水井等人案」被捕。牢房裡，曾經一次又一次傳出悲壯的歌聲：

　「安息吧！死難的同志，別再為祖國擔憂，　你流的血照亮的路，我們會繼續向前走，

　冬天有淒涼的風，卻是春天的搖籃，

　安息吧！死難的同志，別再為祖國擔憂，

　現在是我們的責任……」（郭沫若〈安息歌〉） 

歌聲和著好多好友、好多同志的步履，走過牢房的走廊，走向馬場町，走向刑場。「如低泣，如孤獨老人在生命中的深奧處向自我獨語，但堅持的調子似對生命永恆的誓約。」暮年，不改紅色青年的襟懷，筆者訪談時，顏世鴻談到二００二年長江三峽之遊，實際看到大陸內地的窮困，親戚卻盛情招待在當地的大飯店用餐，裡外是如此落差，對一個一粒饅頭就能過一餐的人，怎吃得下。說到這，顏世鴻幾乎淚下。

　一、一門英烈

　顏世鴻，一九二七年孟秋，生於高雄旗後。父親顏興醫生，曾擔任民選台南市北區區長，台南市議員，有多篇史地著作和《鳴雨廬詩稿》傳世。

　曾祖父潘淵泉，約在一八八０年帶著祖父顏達來台。一八九五年乙未之役，顏達虛歲十八歲，參加劉永福麾下的義勇軍，蕭壠兵敗後，顏達只有心懷怨恨的做個順民。顏世鴻的伯父名邦，父親名興，以「邦興」為兒子命名，可以了然當年愛國青年的節操。顏達一家，曾居住台南市清水寺附近，打造金飾為業。但曾經參加武裝抗日的熱血青年，竟因鴉片煙癮而沈淪，且不惜典賣子女。顏興被典當三次，兩位女兒也賣給人家當養女，顏興因而第一公學校（南師附小）只讀了三個月就輟學。一九二一年初，顏興擔心又被賣掉，到高雄投靠哥哥，但當年夏天，顏邦在和顏達，在一個多月內先後去世。顏興還是決定留在旗津，每晚騎踏車到左營舊城上漢文課，約一年。多年後，顏興也以河洛文言課子，主要有：三字經、千字文、四書、詩經、唐詩、宋詞、春秋、史記、古文觀止等等。一九二六年顏興，和張翠Ｘ（上羽下文）結婚。

　顏世鴻的母親，高雄哨船頭人，外祖父是怡記行店東，英國領事館就是租用原來的怡記行。外祖母是仁武鄉後庄也首富林家，林家也是「抗日世家」，顏世鴻母親的三位舅舅，大舅林有、二舅林長死於乃木師團枋寮登陸之役。三舅林茂，管帶林少貓屬下，九七年與日軍交戰重傷，未痊癒即襲擊鳳山警察署，事敗被活埋。

　年少時聽顏興說了幾次噍吧年的故事，日本人在台南縣玉井國校一帶屠殺三千男性，連嬰兒也不放過，甚至將男嬰拋高刺殺，女性則裝在麻袋，送到台南市讓人認養。這一段，《現代史資料》未提，只提八六六人判死刑，已處死九十餘人，其餘，遇「大正天皇御大典」特赦免死。顏世鴻有位朋友的父親，是免死中的一個，坐牢十二年病故。

　顏世鴻統計：日本在台灣的殺戮，光是明治三十一年到明治三十五年，林少貓討伐結束，殺死「土匪」一一九五０人。圍剿區區林少貓，還動用大砲。江定案出來自首的，起訴五十一人，三十七人處死刑──自首還是不免一死。一九三七年南京陷落，也是一貫作風。從甲午之戰以後，一八九五年一直到一九四五年，直接、間接死在日本統治下的約二十萬人。此一數字，各家不一，不過，乙未之後幾年，日本人承認的數目就有八萬人，二十萬，並不誇張。

　一九九五年，乙未之後一百週年，一群台灣人，竟然到日本下關春帆樓，感謝日本人統治台灣五十年。無視日據殖民地政策下，大多數台灣人共同的痛與恨。「這些敗類的奴根性，屬狗族，凡餵它的人就一概搖著尾巴，當它主人。」相對於這些「狗族」的行逕，顏世鴻的幾位舅舅回到大陸，直接投入抗日戰爭，戰後得到勝利勳章。國家觀念、人生意義的體認、力行，竟霄壤之別。

　顏世鴻的二舅張錫祺（按家族排行），一九二五年畢於千葉醫專，與馬場崎債子結婚，岳父馬場大佐，曾參加一九一四年攻青島德軍之役。返台在高雄設「光華眼科」，有見於中國缺少西醫，一九二六年到二九年，開班招收十位學生，包括顏興及顏世鴻的五舅張錫鈞。白天實習，晚上授課兩小時，由於學生程度參差，遂統一指導以拉丁文寫病歷。三年結業後，這些學生在大陸多個地方：溫州、廈門、深滬、泉州、上海開設「光華眼科」。早年中國，在醫院服務三年可以甄試取得醫師資格，台灣光復初期，不少人因此取得醫師、牙醫證照。「一九四五年的統計，全中國約有九千名醫生，上海約三千人，台灣三千人，其他地方三千人。一九二０年代，大陸的醫療資源更匱乏」，年輕的留日醫生，一回國後就致力於祖國的醫療教育，而且成為一生的志業。

　一九二九年夏天，張錫祺到上海行醫，兼東南醫學院眼科教授，四五年擔任校長。貧民開白內障可以免費，有錢人得金條一條。一天的收入，可以買一部一般型的福特轎車，不過他的錢多花在辦學校，幫忙朋友，自己坐三等電車上班──國民黨的明眼人知道，私生活很嚴刻的，可能是共產黨，或同路人。三二年，被懷疑加入共產黨，關了近一年。光復後，張錫祺、張錫鈴（三舅，字邦傑）回台，曾擔任行政長官公署參議兼祕書，張邦傑排名僅次於葛敬恩祕書長。張錫祺不到一年就回上海，因安徽醫療資源缺乏，五０年將東南醫學院遷合肥。中國第一部眼科學，及眼底圖譜是他寫的，曾參加柏林博覽會獲獎。

　五舅張錫鈞，抗戰時是上海市國際問題研究會負責人「長江一號」──命名由來，顏世鴻推測，來自「弓『長』」張，以及張錫鈞號「大『江』」。「長江一號」，傳說，至少有三人」──抗戰八年，為了國仇家恨，為了光復台灣的宿願，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。日軍登陸杭州灣、日本攻擊珍珠港，以及德國攻蘇聯的情報，都是由張錫鈞呈報給王芃生（曾任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）──張錫鈞不少情報來自顏世鴻的姑丈郭漢海。一直到四五年，日本人才知道有這麼一個組織，張錫鈞及時化裝成和尚逃脫。二二八後，時在上海的張錫鈞、張邦傑一再向中央反映台胞悲慘遭遇的資料，仍存放在南京檔案室。

　顏世鴻的姑丈郭漢海，也是甄試眼科醫師。麻豆人，出身東京府立六中，太太麻豆林家人，生一子後過世，顏世鴻的姑媽是林家養女，以女佣身份到郭家，後當繼室。郭漢海到大陸和顏興學眼科，抗戰時，擔任日本第十軍翻譯官，後來和「國際問題研究會」連絡，將日軍的消息通知張錫鈞。光復後回麻豆，遷鳳山，以眼科為業，絕口不提往事，無事而終，是最幸福的例子──顏世鴻看了表姪女張旭寫的《張錫鈞傳記》才知道這件事。

　二姑媽賣給台南郭家當養女，也是人家繼室，顏家的歷史，顏世鴻多聽她口述。

　一九三０年顏興到泉州東南隅的深澳，幫一位罹患白內障的華僑開刀。四個月後，舉家到深澳，再四個月轉泉州。一九三六年春，顏興到廈門，泉州留給郭漢海。

　三七年，因張錫鈞忙於地下工作，張錫祺得照顧東南醫學院，經常不在醫院，顏興準備到上海法租界光華眼科幫忙，重要行李已寄存鼓浪嶼。三七年七七中日戰爭開始，八月廿三日，日本撤僑最後一班船，當天，張邦傑突然要顏興歸台──被躲在鄰房，一等病房裡看小說的顏世鴻聽到。張邦傑一進門就強調，「台灣革命同盟會的決定」，張邦傑以革命為業，一家生活由弟弟照顧，不了解生活安排的複雜。

　顏世鴻懷疑，顏興可能和中共有牽連，否則怎那麼快就答應回台。那些年，顏世鴻睡在父母旁邊，曾聽到：「共妻是假的，不過看病不要錢……。」顏興對「蘇區」似乎滿熟悉的，常說一些蘇區的事給太太聽。有一天，有死囚赴刑場，路人喊「土匪」，顏興看到是熟人，囁嚅一句「共產黨」。

　匆促決定回台，顏興毫無心理準備，且已經下午一點半，夫妻商量後，胡亂打包行李。湊了當天收入的零錢，家裡的龍銀，以及張邦傑給的一百元，就匆匆搭上最後一班船。上船不久，日本領事館的「特別高等警察」就找顏興問話一小時，顏世鴻了然，此行不妙。顏興如果到上海，四一年以後也是麻煩，張錫鈞化裝成和尚逃走，張錫祺被捕，憲兵看到他岳父馬場的戎裝照片雖客氣一點，但還是被關。留在上海，抗戰勝利後，禍福難知，難免是「兩者擇一」的賭注。

　回台灣後，先到高雄，寄身之處無著，即回台南，先住在米街，顏世鴻叔公的香蕉寮裡，約三坪的統鋪，就在廣陞樓南邊。工作有著落，在慈聖街莊孟侯的大東醫院，以醫務助理名義，實際是眼科密醫──中國的眼醫執照日本不承認。

　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，日警到香蕉寮搜索，帶走顏興，十二月三十一日回家。三八年春，搬到赤嵌街。七月下旬，第二次被押，因張錫鈞以「小張」之名從上海匯來八十圓匯票，要顏興一家到上海去，特高嚴刑拷打，追究小張是誰，顏興不說，絕食一個月，牛奶以外只喝開水。很可能特高照會日本領事館後沒有下文，才能夠在三八年十一月出獄。入獄期間，莊孟侯每月送二十圓，加上全家貼錫箔才勉強維持生活。當時住赤嵌街，家裡吃的都是糝地瓜的稀飯，稀飯不好裝便當，班導師張北山是莊孟侯的房東，多少知道顏興的事，顏世鴻成了全班唯一回家吃飯的學生。一九三八年出獄後，搬到佛頭港吳定吉家後面的平房，較靠近大東醫院。常有一位特高警察高橋來站崗，吳定吉願意收容，是有相當勇氣。

　莊孟侯是台南市三民主義青年團負責人，可能也是「台灣民主同盟台南市負責人」，二二八時和湯德章同時被捕，四九年初，因罹患肝癌被釋放，九月去世。和顏興是患難至交。莊孟侯甚愛護顏世鴻，顏世鴻考上台南二中時，送果戈里、突格涅、德富蘆花、高爾基的小說。考上台北帝大豫科，送五百元。莊孟侯住公園路，他的醫院，南邊是他的客廳也是台南有名的沙龍，林茂生、莊茂林、許丙丁是常客，歐清石也常與會。顏興在那當密醫，病人多，無暇加入。顏世鴻小學五年級到中學一年級，下課後到大東醫院當父親的助手，聽那幾位先生高談闊論，對一生影響深遠。顏興的病患太多，四五年一月，不少眼科醫師抗議，莊孟侯只好讓顏興離開。

　光復後，張錫祺、張錫鈴回台擔任參議兼祕書，顏興也當了接收委員，負責接收「慈惠院」和「台南圖書館」，一九四七年擔任「內政部調查站台南副站長」，站長是袁守謙。顏世鴻看過張邦傑給顏興的「台灣革命南部支部組織部長」的證明書，但，顏興一直沒有使用過。二二八之後，張邦傑與陳儀鬧翻，被派到福建辦事處當主任，索性不赴職，到東北做生意。張邦傑後來回台，顏世鴻「外島」回來曾去看他幾次，以革命為業的他，在甚失意中過世。

　顏興再度加入國民黨寫自傳時，曾經參加台灣革命同盟會這一段不提，因謝南光（春木）曾任國際問題研究所祕書長，台灣革命同盟會主任委員，已於四九年從日本到大陸去，顏興早就知道情況複雜。莊孟侯告別式的祭文，顏興甚至謊稱被日人押回台灣。但顏興和莊孟侯應該無事不談，且張家人都知道內情。

　或是補償心理，顏興本來是台南眼科的「時醫」，光復後竟棄醫從政，兩任民選的北區區長、兩任台南市議員。擔任文史協會會長、佛教會長，還有國民黨黨務，去世前升任台南市黨部副主委。成天忙著眾人之事，而且「做官清廉，食飯攪鹽」，家裡一直鬧窮，四八年，搬家到西門路，家裡沒錢，顏世鴻因而呆在家裡，曠課一個月。為了生活費，還當了血牛，當時一百西西血二五０元，黃金一台兩才一六０元，價格之好，而且血牛不多，大家又要醫學院學生的血。不過，遇到病人太窮，曾幾次把錢退掉。

　一九六一年，顏興參選省議員，以兩萬八千餘票落選。參選的原因之一，可能為了讓坐牢中的顏世鴻平安回來。同一年九月，腦幹出血去世，未滿五十八歲。

　顏興「一生苦難，冒著生命危險回台灣，卻徒勞無功。即便有功，像張錫鈞，又如何？人生難得如此之輩，為民族，為國家，為一口不能吞忍的俠氣，空身赤拳深入龍潭虎穴。為報乙未之仇，光復父祖立身之地，但，一在台灣，一在中國大陸，於祖國蹉跎、失序的環境下，不得不棄世而去，始終系念者，苦難的祖國、家人，直心中難捨，眼睛難閉。」

　顏世鴻母親從泉州回台以來，當了幾十年眼科密醫，顏世鴻北醫畢業回家後，苦勸無用，多講幾句，顏母就生氣的回說，「若無伊替人『洗目睛』，小弟、小妹的註冊費那位來」，感謝各界諒解，幸而無事。七十多歲，搬家到安平路才不再幫人家「洗目睛」。

　二、早慧少年

　家族的長輩都是抗日英烈，如此氛圍下，從小就有鮮明的反日意識。顏世鴻四、五歲，在泉州時，有天在地板上用粉筆寫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」，覺得後面有人，抬頭一看，是父親站在背後，以為在地上「塗鴉」又要挨打了，但顏興只說，帝字寫錯了，蹲下來，用手掌扶著顏世鴻的右手，寫了兩個帝字。回到台灣，上學回家，偶而和妹妹以日語交談，立刻被打耳光，家中是不許說日語的。

　在泉州時，顏世鴻看到十九路軍進城的威武軍紀。十九路軍背上揹著寫有十九路軍的大斗笠，大刀揹在背上，步伐整齊，虎虎威嚴，衣服雖有補丁，但清潔得體。撤退後，一枝草也不留，留下的是顏世鴻七十多年的思念。因閩變，台灣人被懷疑是日本特務，一旦被捕，即使事後真相澄清，可能早已人頭落地──二二八就是好例子。其實，當時顏興應已加入國民黨及台灣革命同盟。一九三三年底，顏興一家曾回來台灣──遇上西門路的台灣府垣被拆除。三妹出生後，三四年春天到廈門去。

　自小好讀章回小說：封神榜、薛仁貴、薛丁山、薛剛、羅通、狄青、七俠五義、小五義、三國演義、水滸傳、雙鴛奇緣、西廂記等等，只有紅樓夢，以為是女生看的沒買來讀。五０年到保密局時，有位外省先生帶一部，才補看紅樓夢。張錫鈞還買很多開明書局的兒童書刊給顏世鴻，因看書成癖好，自然練就速讀法。九歲就會說三國，當時有人稱他「小蓋仙」。

　三六年夏天，九歲不到，莊孟倫──莊孟候么弟，廈門美專畢業，早年就參加共產黨，保密局高雄站長、中廣高雄台台長任內被捕，一個星期就槍斃──向顏世鴻講解兩小時世界大勢，少年早慧，顏世鴻對時局早有體認。

　顏世鴻受《史記》影響深遠。《史記》除了薀涵深奧的哲理，像〈游俠列傳〉、〈李將軍列傳〉，侯嬴自刎的壯烈，李陵一家三代的悲情，讓「無知少年」好像變成為「熱血翻騰

」的「鐵漢」。因為《史記》，此生甚至曲折、坎坷，顏世鴻頗有感慨：《史記》最好四十歲以後才唸，才不會那麼激情。但，可能嗎？縱不讀《史記》，還是有太多太多「史記」。其實，「自己的性格本來就容易被《史記》的文筆激盪，本來就要發生的事，那時候發生而已。」

　回台初期，被罵「清國奴」、「支那人」、「廈門也」，不堪被辱，經常一個人和十幾二十個人打架，不過，同學們漸漸的見識顏世鴻的「厲害」。有一次，張北山老師要學生想想如何量出大樹的體積，顏世鴻利用阿基米得原理，以游泳池為丈量的工具就把問題解決了。原來「支那人」、「廈門也」懂得比他們多。同學不知道的問題，問到顏世鴻，每每能夠解答。長年百科全書式的閱讀，累積不少知識，還看過日本書記、古事記，知道日本的「萬世一系」是胡說八道，不過，因顏興曾進日本特高，顏世鴻不敢太囂張，才問了一次廟號的問題，竟被日本老師罵「你們清國奴不必知道」。

　四二年夏天，顏興在自強街買房子。有了自己的房間，顏世鴻認真的讀了兩年半的書。當時的作息，晚上看完了圖書室借的三本書，八點多就睡覺，清晨三點半至四點醒來，準備升學考試的各種功課。約七點十五分離家，到成功路觀音亭集合，排隊到台南二中──今一中，排隊一起走，可以邊走邊背英文單字。二中四年級，因老師陸續當兵去，曾由廖繼春代班導師。

　由於統治者心態，對「次等國民」的差別待遇，全台灣的公立中學，台灣人佔九成的是台北二中、台中一中、台南二中。日本人佔多數的是台北一中（台灣人百分之五）、台中二中（台灣人百分之十）、台南一中（台灣人百分之十）。台灣人比較多的學校，反日思想深，而台灣、日本學生打群架，台灣人不是記過就是開除，一旦被開除，連私立的淡水中學、長榮中學都不會要，只有到日本讀私立的同志社中學。

　三、抗日的日本娃娃兵

　四五年三月十日進豫科，三月二十日入伍，與尾崎秀實異母弟尾崎秀樹同部隊。三月二十七日到五月九日，駐守淡水，是二等兵。五月九日移到新莊西邊的丘陵，守林口機場。六月，瘧疾住院。

　部隊後期派到炊事班，有天早上，都三點了，兩位二年級生還點著電石燈下日本棋。顏世鴻四點就要起床煮飯，請他們不要再下棋，竟被罵「清國奴」，氣不過，先把一個踢下階梯，再專打另一個。翌日早，他們叫一群出身台北三中的要修理顏世鴻，班上曾當學生委員的河村淳一趕來，問清楚原因後，他們一群人被河村痛斥無恥、無知。

　顏世鴻和同學擔心戰況不利時，日本人會對連上的六個台灣人先下手。日本人很在意這幾位未滿十八歲的「知識青年」，有位立花中尉隊曾放話，「美軍登陸了，就把你們這些台灣人幹掉再戰到最後一兵」，出生「叛國之家」的尾崎秀樹，應也在清除名單。「真要先剿台灣知識份子，那可是一場血拚。」顏世鴻是輕機槍手，已盤算好，先佔彈庫。且已約好第一個颱風來時，分三批逃走，但後來顏世鴻瘧疾病倒，他們等不到颱風，也沒逃。當時同一班的四個台灣人是：林丕煌、蔡培峰、石玉峰和顏世鴻，還有一位小隊長陳忠卿（後來擔任一銀總經理）。

　八月十三日病癒出院，回部隊路上，拾到一份「告台灣同胞書」文後署名「舊在高雄一同胞」──張邦傑說是他寫的，還有美國的「降落傘新聞」，得能知道開羅會議、波茨坦宣言等大事。八月十四日夜，知道丟原子彈、蘇聯攻入北韓的事。八月十五日聽到日本天皇「玉音廣播」，顏世鴻欣喜而淚流滿面。幾位平常不友善的日本人，他們大概不了解「喜極而泣」的心境，看到顏世鴻的淚痕，誤以為因日本之敗而哭，滿意地走開。

　八月十五日晚上，就有三個立即回響：之前黑漆漆的台北盆地，電燈亮了。許多人放鞭炮，已經幾年不准放鞭炮，但很多人還是存放著，終究是五十年來第一個可以告慰老祖宗的大喜事。安藤利吉總督憂慮的民心向背，從鞭炮聲可以充分了然。不過，隊上的日本人可不舒服了，當天晚上每個人發五顆三八步槍子彈，顏世鴻雖然是病號，不過仍是機槍手，領到一盒三十粒子彈──怕老百姓攻擊。

　八月廿九日在台大的除隊式，安藤一雄總長懷抱贖罪的心，勉勵大家擔負重建未來的重責大任，頗有深意：

　「一個知識份子，在戰爭開始的時候，已經預見到今天這樣結束的場面。我實在不願意、也不應該，讓國家下一代的精英放下書本，離開校園，走上戰場；這實在有虧於國家賦予我的職守。

　「你們千萬記住，中國及東南亞的老百姓，因為我們的過失而遭受到的災禍，你們不但要重建，而且要為過去國家所為贖罪，所以你們肩負的責任是沈重的。何況許多和你們同年輩的同胞，青年學生，為國家犧牲了，你們連他們的責任也要分擔。請千萬記住，『失去一切的人，才能擁有一切。』」敗仗後的坦誠，還是難得。

　廿九日搭火車離開台北時，看到萬華車站附近民房都插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子。